秦认为周因为分封导致中央孱弱权威下降，因此绝不分封，推行完全的郡县制，效果很明显，即使她的末年是农民起义最著名的时期之一，也是“有叛民而无叛吏”。
但是，西汉建立者刘邦确认为，恰恰是因为没有分封亲族，导致秦末起义蜂涌而没有救援。所以他分封了大量诸侯王。结果不久的“七国之乱”几乎差点颠覆了西汉朝廷。为了对抗地方内亲势力和对儒家伦理的尊崇，导致了两汉都苦于应对强大的外戚势力，并且西汉最终被外戚篡夺。
吸收了她的经验的曹魏在选立皇后问题上刻意避免高贵出身以防止自己重蹈两汉覆辙。效果是成功的，但代价也是明显的，这造就了曹魏多个太后都是虚弱的不得了几乎都成了权臣们苦跌打的橡皮图章。曹魏在内部统治上几乎复刻了秦廷的一个致命错误：过分实用主义思想导致的离心力下产生的力量膨胀的权臣控制了法理政府。这就导致了，从外部看，她的灭亡和秦一样，“亲族过于虚弱”。
因此，西晋的创立者就不可避免地和西汉的创立者想到了一起。那么，我们也甚至可以把“八王之乱”看成一个成功版的“七国之乱”。而且八王之乱也暴露出一个新问题：即地方防务的空虚导致的外族入侵。而东晋朝廷几乎就是士族门阀和权臣的一个长寿政治花瓶。宋、齐、陈、两魏、北周都被自己的权臣篡夺了（梁则更可笑）。这给后世者提出了一个难题。
为了解决权臣难题，唐在北朝的部分经验上发展了职官分离制度，皇权被大幅加强了，这是少数民族的野蛮习惯进入中华文明的一种表现。加强的皇权如果想保持政权的平稳，就特别依赖政治强人，如果皇帝具有太多个人方面的弱点（可悲的是这是经常发生的情况），那么作为权力暂存器的近臣（和西汉一样，唐的近臣注意形式是宦官集团）就会不受约束地疯长：一个失势的（即性格柔弱）皇帝必然会造就一群去势的（即太监）皇帝。最终使得唐朝成为宦官干政最严重的朝代之一。同时为了解决边防、地方问题。唐设立了节度使制度。这几乎是拜占庭军区制的中国翻版，而且后期随着他们权力的做大，终于让唐也成了如同周朝一样的虚名共主。最后灭亡唐朝的梁祖正是节度使出身的权臣，在逐鹿之路上仿佛是魏武的不成功的学生。
值得一提的是唐朝还发生了最严重的外戚干政，这几乎是外戚的顶点，唐的一个太后甚至在法理上中止了唐的国祚，自己做起皇帝来了。而且将自身与唐室血统绑定得极其紧密，导致即使最后唐室复辟，也无法对其进行彻底的清算，这一点，显然是吸收了之前的吕氏集团的教训。
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都可以被视为迷你版唐朝—无论是疆土尺度还是时间尺度—它们集中暴露了唐朝的军区诅咒。同为节度使出身的北宋建立者创造性地将职官分离制应用于军事，将强干弱枝放在第一位，造就了有史以来最复杂繁琐的权力运行机制。试图彻底解决地方尾大文官弄权的同时，催生了大量冗官和沉重的军费开支，使得有宋一朝高层政策制定者对举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去收复失地这一议题总是不够热心。宋对上升时期的辽、夏、金和蒙古都采取软措施，因为他们更害怕产生新的桓玄和刘裕。但是如果一个政权将重心放在内部统治精细化上，并且甚至愿意将军事优势放在其次，那么这个政权在外部看来就是脆弱的了。宋对外族的鸵鸟心态带来的结果是灾难性的。
蒙古对宋缺乏足够尊重，无论是文化上还是军事上。她把不长的统治时间浪费在家族斗争上，这就又给了后世错误的暗示，认为蒙古失败的原因还是缺乏亲族力量。分封亲族就像一条古老的华丽罩裙，总是有暴发户想穿在自己身上试试，哪怕被它不合尺寸的束腰勒断气、被它沉重的鲸骨困住不能动。但也有人是出于现实原因而采用分封的，明祖正是其一。但无论如何，分封总是中央朝廷的涅墨西斯。如果以政治延续作为判定朝代的标准，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明祖的朝代在他身后四年就灭亡了，后面的那个明不过是国号和他的一样罢了。姑且叫她第二明王朝吧。这个第二明可以算得上封建统治的第一名，作为皇权统治的标准模板。文官、后宫、宦官轮番主导她也屹立不倒，而且其他王朝最惊心动魄的继承问题在她这里也是有惊无险。但优势随着发展也会成为陷阱，她的经济问题始终没有超越封建经济的范畴，就不得不面对小农独立性和土地兼并的问题。非结构性的每次修补其实都是给遥远的灾难开了一张长期汇票，不断加高的堤坝另一侧，就是不断蓄积的浊流。每一位统治者看着眼前已经积累的隐患，悲观的只能裱糊自慰，乐观的，除了说Après nous，le delúge！又能做什么呢？
(2021 Sept.5)